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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母亲一个人撑起苦难的家

小脚的母亲扛镢头下地,怕人家笑话,总是早出晚归。 母亲一个人撑起苦难的家 文/谢玉堂   1952年,32岁的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了。那年我6岁,妹妹5岁,弟弟才9个月。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家庭,我的母亲,以及我幼小的心灵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   我的父亲虽然只读过四年书,但文采很好,又打一手好算盘,加上党的培养,是一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。他对本职工作忠心耿耿,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父亲曾立三等功、二等功,可想而知,没有他对党忠诚的心是挣不来得不到的。   1949年胶东刮台风,庄稼几乎绝产,我家家境十分困难,父亲忙于工作,家里的活干不了,雇了一个短工,母亲经常抱着妹妹领着我去给雇工送饭吃。吃完饭,母亲就在地里干活,我和妹妹在旁边玩。母亲从不叫苦,她知道父亲肩上的担子。   我常常跟着母亲到井边挑水,母亲是小脚女人,挑着满满一担水上家门口的七个高台阶时,两腿都发抖,只得颤侧着身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捱上去。   每到中午和晚上吃饭时,母亲都打发我到村政办公室去叫父亲。父亲高兴地把我扛在肩上,我捧着父亲的头,坐在上面心里美极了。后来,我每次都早早就到,等着父亲,看见他们有时好几个人开会,有时还打算盘,在写什么。我等父亲,就是想让父亲扛着我回家。   1951年下半年,父亲劳累过度,病倒了,从此再没能爬起来工作。1952年春天,党组织要把我父亲送到青岛治病。那是一个大清早,母亲把我叫醒去送父亲,她极力忍住悲痛,好言劝慰父亲,鼓励他安心治病。当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直到远得看不见后,母亲回到家关上门坐在炕上,终于忍不住哭起来。她知道父亲这一去很可能难再回来了。   不出母亲所料,父亲在青岛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有好转,又被送到天津。表哥表姐藏着检查结果,没有把病情告诉父亲,尽了最大努力医治抢救,还是无济于事。   那年农历8月,父亲坚持回家,要和全家人过一个中秋节。坐火车到了桃村,乡亲用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家。从他回到家一直到去世,二十几天里,母亲带着我几乎天天守在父亲身边。   父亲已经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人世,我常听到父亲嘱咐母亲怎样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扯大,怎样咬着牙过日子。有一次,父亲劝母亲,如果实在过不下去,可以嫁人。母亲马上打断父亲的话,说:“不,我不嫁人,我有一口气,也要把孩子拉扯大,你放心,我绝不走那条道。”   父亲又摸着我的头问我:“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?”我哭着说:“我有妈妈。”父亲捧着我的脸哭了,母亲哭得更悲伤。   1952年农历9月6日凌晨,父亲离开了人世。母亲带着我在父亲遗体边哭得十分伤心。吊唁的人一批一批含泪而来,掩泪而去。   父亲那苍白苍白的面孔,似乎是对上苍给他的这种无可奈何的结局感到极大的失望。是啊!父亲才32岁,风华正茂。父亲似乎又有无尽的顾虑,悲痛而遗憾地要对上苍申诉:我的妻子和孩子怎么活呀?!他僵直的双臂下紧攥着的双手好像在抓住一线复活的希望,又好像要把那无情的病魔在手里紧紧卡住,捏个粉碎。   母亲那充满深情而又几乎绝望的哭声可能触动了父亲的灵魂,我在泪水中好像看到父亲的手在抖动……   给父亲送葬时,街上和胡同里站满了人,我和妹妹赤着脚走在父亲的灵柩前。送葬的人和看葬的人几乎都哭了,站在高处的几位街坊嫂子都哭出了声,那哭声至今还音犹在耳。那哭声表达了对我父亲的哀思,更表达了对我慈善母亲的同情,哭声也凝聚着人们一个普遍的疑问:这家人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啊!   是的,在解放初期那个一家一户单干的年代,这样的日子确实很难过下去。   父亲的去世,可以说是让我感受到了一生中最恐惧的寒冷。人生第一次,那么多不祥的忧虑灌输进我幼小的心灵,我的家庭再也没有父母和祥幸福之感了,那个曾堪称全村羡慕的家庭,由于父亲过早离世而要沉到苦难的深渊了,只剩下了孤独、悲伤、失望……   家里有8亩地,在东山、北沟和西河,东西距离近十里地;家里还养着一头母牛。坚强的母亲没有被繁重的农活儿和家务吓倒,她埋葬了父亲,擦干了眼泪,挺起了腰杆,勇敢地挑起这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。   我清楚地记得,早晨我和妹妹、弟弟睡醒后,母亲早已不知什么时候下地走了。我踏着凳子把锅盖掀开,看到母亲已把早饭做好,我和妹妹吃完饭再喂弟弟。到中午时,汗流浃背的母亲扛着锄头回来了。母亲放下锄头后先给弟弟喂奶,然后拿起水桶挑一担水,再给牛添上草,就忙着烧火做饭。饭后再给弟弟喂完奶,让弟弟睡熟,趁着人们午休的时候,又悄悄地关上门扛着锄、提着篮子下地去了。   天黑了,我坐在门口大街石台上等着母亲。下地的人们都已回来了,我才看见昏暗中母亲影影绰绰地从东面回来。篮子里满满装着山菜,母亲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弟弟抱到怀里喂奶。   有一次,我和弟弟在门口等母亲。母亲下地回来一看到弟弟那憔黄干瘦又沾满污垢的小脸,顾不得擦汗就把弟弟搂在了怀里。坐在不远处乘凉的谢玉顺大嫂见此情景,禁不住捂着脸哭了起来。   我长到十几岁时,母亲才告诉我她为什么总是早出晚归。原来母亲是因为她那强烈的自尊心,扛着镢、扛着锨、扛着锄下地,怕人家笑话。她当时才34岁,而且是一个小脚妇女,也曾是我村的“第一夫人”,按当时农村的习惯,小脚女人从来没有扛着劳动工具下地的。看着人家男人扛镢,女人提着篓下地,母亲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。   母亲是一个坚强而有道德的人。自父亲死后,我家从来没雇过短工,母亲生怕人家说闲话,她硬是咬着牙里里外外一个人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。   幸好,父亲去世前想到了母亲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庭的难度,让我认了他的一个好友作义父。义父家里有骡子、有牛,我家8亩地的大活儿主要是义父来帮着干。义母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,有时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干活儿。义父在我父亲去世后对我家帮助很大,他自己还有十几亩地,真是很不容易。我7岁就跟义父下地,帮着拉谷子,赶毛驴送粮,驮柴禾。   我也经常和母亲一起下地劳动,尽力干那些我能干的活儿。下地回来,我一边走路一边捡路上的干草和枝条,到家时我能捡一小抱,母亲看见我这么小就懂得给大人分忧,十分欢喜,夸我有出息。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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